蜜斯仁

立波立《他死于一场交通事故》

今天，在菲利克斯·卢卡谢维奇的葬礼上，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，作为他的挚友，讲述我所见证的他的人生。

我相信在世的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我更有资格站在这里，在我们降生之前，我们的血脉基因当中便早早地刻上了两个家族的友谊。我们降生于同一年的夏天，在他三十七年的人生当中，我从未缺席。对我而言他也是一样，如果这是我的葬礼，那么站在这儿的人也必定是他。

我无意在此过多地谈及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但有些问题自从我们进入公众视线就没有断过。

“罗利纳提斯先生，您和卢卡谢维奇先生单身至今而彼此之间交往密切，有传闻说你们是同性恋伴侣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我同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三十七年，我幼年丧母而父亲一直没有再娶。所以，你觉得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吧，那么我和我的父亲、以及我所有其他没有婚配的朋友都是同性恋伴侣。你们可以准备绞刑架了。

“他在1912年对您做出的背叛行为是否是您二位关系的转折点呢？我们谁都没想到你们在那之后居然还是朋友。”

抱歉我们没有反目让各位失望了，但我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、事实如何，这或许得不到各位的关心吧。各位渴望看到的和各位口中谈论的究竟是谁，难道是这个躺在这里的已经毫无声息的可怜人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明天报纸头版的主角而已。

“托里斯·罗利纳提斯，你是菲利克斯·卢卡谢维奇的狗吗？”

你在乎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可我不在乎。

说这些是因为我希望至少在这十几分钟里，大家能短暂地抛去加诸他这个被讲述者和我这个讲述者身上的标签。这并不是一个基佬讲述他的恋人、不是一个受害者讲述他的背叛者、不是一条狗谄媚它的主人、也不是一个作家讲述一个艺术家，这只是一个赤裸的灵魂在讲述另一个赤裸灵魂。我并不奢求各位将这种情感带出葬礼，但至少在这十几分钟里，能忘掉这些，只是听我讲他的故事。

菲利克斯·卢卡谢维奇，1882年7月在华沙的一个律师家庭出生，3岁学会说第一句话“爸爸剪头发”，15岁在中学最喜欢的老师那里学熟了法语和拉丁语，18岁考入雅盖隆大学法律系，读到二年级时辍学并与家人断绝联系，23岁因一张名为《断锁白鹰》的插画闻名，同年出版第一本画集《静默》，25岁为了拍一部低成本烂片剃光了头发，30岁生日那天晚上喝了八瓶高度数烈酒进了医院差点死掉，36岁和家人恢复联系，37岁死于一场交通事故。他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，爱吃奶酪饺子和甜菜根汤，养了一匹宠物马，和它形影不离，最喜欢的书是《爱弥儿》——学法语就是为了能读懂原文，他的衣柜里收藏着几十条礼服裙，睡觉时喜欢一件衣服都不穿，唱歌很好听但是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唱，无法容忍绿色和粉色混在一起，30岁之后每天都要喝酒，他坚信这让他长寿。

以上事实都是实在发生而我亲眼见证的，可这对认识他、评论他有何益处，我并不敢妄下结论。他曾经无数次告诫我，无论记录或言说，都应当尽量重现事实而非抒发感想，因为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

“但如果你会在我的葬礼上发言，我希望你忘掉上面那些屁话。”

这无疑是因为他已经死了，他的未来不会再发生任何事情。我还活着，但我愿意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。那么——

他是一个好人吗？

什么是好人？如果好人是听话的艺术家，是乖巧的儿子，是沙皇俄国的好公民的话，那他不是，他不是好人。

他值得被人喜欢吗？

什么人值得被喜欢？如果对人民精神文化建设有帮助的人，讨好取悦所有人的人，不吃洋葱的人值得被喜欢，那他不值得，他不值得被人喜欢。

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我没法回答，他是我的挚友，我灵魂深处的灵魂，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，但远比我高尚的多。他对所有人都真心相待，从不骗人，从不冷漠。在我大学刚毕业还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，他把我收留在他的小房子里，我们挤一张床，错开时间用那张破烂的小桌子，几件衣服换着穿。我们用同一支钢笔，他画画，我写诗，隔周把自己的手稿寄出去。

我看到他从能赚钱开始就一直把自己必需之外的钱匿名寄给家里；我们一同在雨中行走时，他会把伞倾向我的一边；可能很多人觉得他狂放浪漫，但其实在陌生人面前，有时他会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这样的菲利克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骗子、疯子、在朋友背后插刀、抛弃家庭的人吗？至少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这么说的。

在二十岁出头那几年里，我们同写一本日记，会把彼此在报纸杂志上的相关的一切报道都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上。我记得他那时的神情，他眼睛亮晶晶的，说我们一定会大有作为，被所有人都记住名字。或许到了现在，我们也没有被所有人都记住名字，但这早已不是重点。

起初我们记得每一句赞美，然后我们眼里只剩下乱七八糟的污蔑和谩骂，接着这些都不再是困扰，我们看着报纸上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的轶事谈笑着，然后过着分裂的人生。

有人说菲利克斯·卢卡谢维奇死于流言，在我看来这是完全荒谬的。虽然关于他的死有无数荒谬的猜测，但这个尤为可笑。他的死因之离奇浪漫引发了不少议论，甚至已经流传出了许多距离事实相差甚远的版本。为了吾友灵魂之安息，还原他的死亡事实是我的义务，这也将是我这次发言的最后一部分，像他本人一样结束，我想是最恰当的。

最近几年我们其实并不在一处，只是仍保留着频繁的通信联系，也并不觉得相距很远。得知我近来正在重译柏拉图的对话，他便央求我的书一旦出版一定要寄给他，所以上个月《斐多》出版之后，我拿到样书便直接寄给了他。然后便得到噩耗，说他拿到书时便迫不及待地拆开读了起来，眼睛里只有书，以至于横穿马路时全然没有知觉，下一刻便被车潮碾碎了头颅。仅此而已，这就是最真实的事实。

至于各位听说的那些死因，是谋杀而并非意外、是卷入其他凶杀的一场巧合还是上帝对他作恶的惩罚……我只觉得荒谬，与其相信这些，倒不如把他的死归咎于我的翻译工作、柏拉图、工业革命和维尔纽斯的陷落。

我没什么话想说了，在此向他致以我的敬意和思念。我期待着终与你重逢的那一天。